1980年8月26日，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圳建立。40年来，“深圳速度”和“深圳奇迹”一直被广为关注。
深圳发展的活力来自于创新，而创新之源的关键在于构建并保持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深圳在生命科技研究方面并不是基础最好、资源最丰富的学科领域，但近年来能够紧跟世界前沿、后来居上，离不开政府部门敢于“下重力”、科研机构积极“往前走”、产业主体“紧跟上”。
“下重手”“往前走”“紧跟上”的成果有很多。例如，深圳市“十四五”期间拟在生命科技领域布局建设合成生物学研究平台、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精准医学与大数据前沿交叉平台等一批前沿交叉平台，与在光明科学城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形成了交叉融合、紧密协作、相互支撑的创新链条。
例如，在被誉为改变未来人类社会的颠覆性创新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的核心团队组建时间并不长，但却在短短数年里吸引众多国外知名学者来研究院进行联合实验。经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所后来居上的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摒弃了传统生物学科研究方法，注重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理论物理学、数学等多学科与生物学的深度交叉融合，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藩篱”和“围墙”，告别“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很快在前沿技术领域带动和引领生物技术快速发展。
研究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难的症结，为什么在深圳的表现没有那么突出？把握科技创新模式转变的机遇，探索建立符合大科学时代科研规律的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是其中之道。深圳的科研院所，一方面深刻认识到加快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IBT）是技术的趋势，也是深圳的优势，敢于追逐前沿，加速前沿交叉学科技术领域的融合；另一方面，还在于放下传统科研事业单位的“心理负担”，与市场创新主体结合，积极探索集科技研发与创业孵化为一体的新型实验室转化加速路径。
实际上，比尔·盖茨2018年就开始尝试用“加速器”（Accelerator）这种方式，以利用新方法对阿尔茨海默症进行更早、更好的诊断。本次在广东抗疫中表现突出的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其突出的表现也是得益于跨界融合和加速组织流程创新。
利用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IBT）推动学科发展，只是生命科技领域学科创新的一个侧面，创新创业的融合在该领域的表现也很突出。
首先，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能将科研机构与产业孵化器空间聚集在一起，构建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众创空间，通过“实验室包着孵化器”的方式重新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使得商业应用理念在创新创意阶段就进入科学家的思维。
其次，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融合能使实验室科研用仪器、试剂、实验动物等配套设备和材料供给更为紧密，催生实验室经济的出现。同时，这种创新创业主体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融合、集成发展，类似于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有望成为又一种具有鲜明深圳特色的新型研发组织形态和知识经济园区。